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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张丹青：父亲张传玺，与总书记探讨王朝兴替
张丹青，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日本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助理教授退休，医学博士。系北大历史系知名教授张传玺先生长女。
怀念父亲张传玺
作者：张丹青
2021年2月2日凌晨，父亲张传玺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合并肺炎住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医院采取各种措施，并组织专家会诊进行抢救。住院期间，各级领导、亲朋好友及父亲的弟子们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和问候，院长乔杰教授也亲自率医生们前来查房看望，使病重的父亲颇感欣慰。因新冠疫情期间不允许探视，我每天通过微信向父亲的弟子岳庆平先生汇报病情并附上生命指征的照片请他转发给大家，感谢各位的关心和支持，直至父亲去世前的第2天。在下病危通知时，医院只许可直系子女及弟子岳庆平先生和刘曙光先生去见了父亲最后一面。2月27日，父亲在94岁生日那天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终止了他毕生沉浸的历史研究事业。两年以来，我时时追忆和父亲相处的情景以及父亲讲过的一些往事，思绪万千。
01
家道中落 艰难求学路
1927年2月27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县涛雒镇。涛雒地滨黄海，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据父亲的忆述，涛雒人所遵循的发展之路是：“因盐兴商，以商致财，富而兴学，以学回报”，因之他们的“商”与“学”有着天然的互动共兴的联系。当地的商家，具有“儒商”文化特点，其大者，皆是书香门第；小者，也多熟习经史，喜好诗词字画。即使小商小贩，也粗通书算。
父亲小时候家境尚好。曾祖父在涛雒镇前大街靠近十字街口处开了一家“隆祥”号的日用杂货铺。发行过“隆祥”号的票子（代币券），并自备有一条五樯大帆船，到上海等地搞运输跑买卖，一度生意兴隆，全县知名。祖父张继祯上过几年私塾，在盐坨当司秤。父亲刚会说话时，曾祖母秦氏就教他背诵戏曲歌词《劝人方》，三岁开始读洋装铅印的儿童课本，能背很多课文和古诗。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喜欢过年，喜欢读春联和年画上的字。家里大门的春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因大门向东，门楣书“紫气东来”，中间嵌以大“福”字。堂屋大门的春联是：“晋砖五鹿宜孙子，汉洗双鱼大吉羊”，门楣书“堂开燕喜”，中间也嵌以“福”字。其他门上、神位、影壁等处，各有内容相应的对联或条幅，有时贴一小“福”字或小“酉”字。
父亲6岁时家道中落，但曾祖母仍坚持让他读书。父亲8岁时上私塾，次年转入涛雒小学，他聪敏好学，每年都考年级第一名，得以免除全部学杂费。他很喜欢涛雒小学的校歌，尤其是“德群体智并发展，审美陶冶众英年。努力读书，富强根源”这几句歌词。由于战乱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上学时断时续，1943年父亲小学毕业，考入日照简易师范学校。1945年夏，他到青岛求学，白天在青岛市立中学初中三年级上课，晚间则到民办夜校去补习高中的三角、大代数和英语。
1946年秋，父亲考入山东大学（青岛）中文系，先后在先修班、中文系及历史系学习。曾师从杨向奎、童书业二位教授读《左传》，从丁山教授读《汉书》，听瞿宗沛先生讲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赵纪彬和赵俪生两位教授的亲自指导。学习了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清末维新派学者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思想正处于由实用主义、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变的过渡时期，父亲也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期间，父亲接受了共产党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陶大镛的《新民主国家论》、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等著作。1948年9月父亲被推选为山东大学进步社团“长风社”社长，在中共青岛市委山东大学地下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以“反南迁”为目的的“护校运动”，直到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
1951年2月，父亲由青岛市文教局派至文德女子中学任政治教员兼教历史课，后来又在其他中学任过教导主任等职。在工作之余，他一直坚持到夜校进修历史、英语等课程，并发表了最初的几篇历史文章。第一篇《岳飞为什么是民族英雄》发表在1951年9月26日的《光明日报》“历史教学”版。他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的处女作《项羽论评》，发表在1954年10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第10期。父亲曾回忆说，时任《光明日报》“历史教学”版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时任《文史哲》编委的山东大学卢振华（南乔）教授和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先生等史学界前辈都对他有过一些指导和帮助。
1955年至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高教部参考苏联制度，制定了学制四年、导师负责制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以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在职青年教师为主，助学金基本上和大学助教的工资相等，入学前系在职人员的，不低于原工资的80%。
1956年夏，父亲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启事，其中历史系秦汉史专业的导师是翦伯赞先生，只录取一名。父亲对翦伯赞先生仰慕已久，决定报名应试，并在10月参加了考试，内容包括历史、哲学和英语三部分。英语试卷是英译中，要求把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由于父亲对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很了解，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考得很满意。11月父亲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张子石同志签字批准他辞职，进京深造。
在青岛工作时，父亲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为人处事，正派和善，不管干什么事都尽心尽责，曾多次被评为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劳动模范。他的学生有很多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几十年来他们经常在节假日相约到父亲家里聚会，师生之情甚殷。
02
最高学府 师从翦伯赞
1957年2月，父亲来到向往已久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走上历史学研究之路。导师翦伯赞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他知识渊博，学养深厚，治学严谨又和蔼可亲，被史学界尊称为“翦老”。
翦老亲自写了一个书单，对父亲的学习提出了三点指示：
（一）读书：首先是理论方面，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主要偏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六个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包括：1.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2. 《汉魏丛书》及与秦汉史有关的其他文献；3. 汉简、碑刻及其它金石资料；4. 有关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资料；5. 中国学者有关秦汉史的专著和论文；6. 欧美和日本等国汉学家的论著等。
（二）实际考察：包括考古工地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信息方面：要关心学术动态，每周至少要去图书馆一次，看看这一周里发表的和秦汉有关的文章，掌握史学前沿情况。
根据翦老的指示，父亲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除了听理论课、外语课，还有教学辅导工作之外，其他时间就是读书。周一至周六每天要读史料三卷，如果没看完，就在星期日补上。翦老要求父亲每两个星期向他汇报一次读书情况，汇报以后，他常常谈一些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或当前的学术界情况，对父亲的指导是非常具体、切要的。
翦老对父亲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爱护，每次在燕东园28号翦老家学习和工作后，都要留他吃饭。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粮油缺乏，食品都实行票证供应制，翦老和夫人省出自己有限的特供，尽可能地给父亲增加营养。翦老说：“你年轻要多吃一些，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翦夫人每次都让厨师给父亲加个好菜，有时专门炒一大盘鸡蛋放在他面前，让他一个人吃。翦老和夫人的关爱，父亲终身不忘。
1957年5～6月，父亲参加了由张政烺教授率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学者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副博士研究生十余人组成的“黄河流域考古参观团”。历时三十多天，东至天津，西至陕西，行程三千余公里，参观考古发掘工地及文化古迹四十余处，包括了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的很长历史时段。1958年8月～1959年7月，父亲又参加了全国16个省区市同时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被派到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和楚雄彝族地区调查，并任调查组的组长。
1959年秋，父亲回京后向翦老汇报了民族调查的结果，并说从民族调查中得到一些启发，想由此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翦老表示赞同，并商定毕业论文的题目为《秦汉土地制度研究》。1960年9月，父亲写出了毕业论文的“序言”，题目是《汉以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一个月后父亲又完成正文第一部分，题作《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翦老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学报》文科主编，审阅后表示满意，并指示《北京大学学报》将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61年第2、3期发表。毕业论文正文还有后续几部分，已拟定的题目有《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从“租税合一”到“租税分离”》等。这些部分的资料大致已齐备，有些部分还写出了初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连续发表。
父亲毕业论文的两部分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1961年5月上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史学会会长的吴晗先生到翦老家拜访，他手持发表有上述文章的两份《北京大学学报》对翦老说：“北京史学会决定在6月初组织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是:‘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地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在京的有关高校和社科、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我想请张传玺首先发言。”学术讨论会如期举行，由吴晗先生亲自主持，父亲作了主题发言。与会者约100人，著名史学家有侯外庐、尹达、贺昌群、何兹全、邓广铭、邵循正等，还有各大媒体的记者。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都做了详细报道。《人民日报》还报道说，“翦伯赞教授找到了理想的助手”。
父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工作，主要有两项任务：（一）在历史系内，作为教师有讲基础课和专题研究课的任务；（二）担任翦老的科研助手兼秘书。父亲除了帮助翦老查资料、编书、协助做文字工作外，还要在翦老外出时，跟随他工作并兼顾他的生活等。1961年夏，翦老率领“中央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内蒙古自治区；1962年春，翦老率领编写组到苏州讨论修改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初稿，父亲都全程参与各项工作，还随翦老访问了上海、南京、扬州等地（图1）。1963年，父亲跟随翦老访问广西的南宁、桂林等地，与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同行（图2）。
在跟随翦老学习和工作期间，翦老的大师风范、言传身教，犹如春风化雨，影响了父亲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副博士研究生成长为翦老的助手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讲师，父亲开始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形成和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与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等史学界泰斗结成了可以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忘年之交，为他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翦老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直至1968年12月夫妻双双含冤去世。
1978年6月，父亲通过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胡德平先生的父亲、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向中央递交了为翦伯赞先生平反昭雪的信件，邓小平同志在信件上亲笔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致使沉冤10年的翦伯赞先生夫妇得以平反昭雪。翦老恢复名誉后，父亲花了18年的时间走访翦老的亲朋好友，追踪收集翦老一生行迹和学术生活资料，又用1年的时间，写成约50万字的《翦伯赞传》，在“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讨论会”（1998年4月14日）的前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后父亲再花10年时间，收集整理了翦老的全部遗著，编成《翦伯赞全集》共10卷600万字，在“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暨《翦伯赞全集》首发大会”（2008年4月14日）的前夕，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父亲还整理出版了《翦伯赞诗集》，撰写了《新史学家翦伯赞》、编著了《翦伯赞画传》和《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等有关翦老的著作。父亲为翦老的史学遗产的汇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倾注了晚年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03
父亲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了在北京大学教书、指导研究生之外，自1981年6月开始，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历史课的主讲教师数十年。他为电大编写的教科书《中国通史讲稿（上）》(后修订为《中国古代史纲》上)多次再版印刷，持续地为史学的大众化和普惠化而努力。父亲同时兼任中国地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北京卷编委会副主任兼副主编，国家教委（教育部）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各类成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大纲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历史学科组组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北京史研究会理事、顾问等。此外，父亲还曾任香港珠海书院和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应邀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高等学校和学术文化单位讲学访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父亲的学术研究以“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契约史”“中国铁器牛耕史”等为重点，又因各种需要或研究的关联，适当扩大了研究领域，对“中国民族史”“历史地理”及“中国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等问题的研究亦有建树。父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30多种，专著或编著的有《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说秦汉》《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翦伯赞传》《新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涛雒旧事六百例》《翦伯赞画传》《学习翦老传承翦老》《云南彝族那氏土司本末》等；作为主编的有《中国古代史纲》（上、下册）《 中国通史讲稿（上）》《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华文明史》（共四卷，为第二卷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上、中、下三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等；参与集体编著《北京史》《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新编历史小丛书》等；整理出版了《翦伯赞诗集》《翦伯赞全集》等翦伯赞先生的遗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其中部分著作，分别获得北京市、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级奖。
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讣告里所说，“张传玺先生潜心治学，在中国古代史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研究等方面见解独到、造诣深厚”。
父亲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不仅充分体现在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还体现在一些其他领域。例如：2011年初父亲发现一篇拍卖报道的“附录”中介绍清朝沈复的佚文《海国记》及其中有关钓鱼岛的记叙时称“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比日本人早了76年”的说法不对。因为史载，明朝陈侃发现钓鱼岛是在公元1534年，比日本人古贺晨四郎在1884年的发现早了350年，而不是仅仅早76年。父亲认为，事关钓鱼岛尤为重要，不能让这一错误说法流传出去。他反复核对史料，写出了《关于钓鱼岛比〈海国记〉还早的文献有很多》一文，刊登在该出版社的另一杂志上，以期纠正“附录”的错误说法。文章一发表，影响很大，也引起了外交部的重视。
2012年，已经85岁高龄的父亲受中央档案馆的邀请，担任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出版项目《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的古籍整理主编，主要负责古籍考证和校勘部分的句读。这个版本是清乾隆武英殿本，通篇无标点和断句，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标点整理出版。时间紧迫，而且参编人员对史料的理解程度参差不齐，难度较大。父亲每天坐在他的位置上审阅修改各位编者送来的文稿，废寝忘食，一丝不苟。
2013年4月出版后，父亲发现其中的部分点断还是不够准确，就在以后的8年时间里，将这套四千多万字、共91册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中的每1册每1页全部做了仔细的校勘，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在书中标注出来，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又将这91册按卷梳理了几遍，把他提出修改意见的卷名和页码都列写在纸上，手写了一份长达800多页的《校勘目录》，希望将来再版时，编辑能对照此目录进行修改，出版一部“齐、清、定”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校勘版。
父亲在90多岁高龄时编著了《翦伯赞画传》和《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两本书，他的弟子岳庆平先生和宋一夫先生筹集了出版资金，并在2020年1月24日来家中和父亲讨论确定了各个细节及出版事宜，使之得以付梓。父亲还在2020年修订了《云南彝族那氏土司本末》一书。这三本书都在2021年，父亲去世后才正式出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一个虽衰迈残年，却读书不已，写作不息，展吐余丝，死而后已的令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形象。
04
父亲平生交游广泛，除与翦老等史学大师和北大历史系诸师的时相过从、随时请益之外，在对外、对上及对学生、对大众的联系、交游方面，亦颇有可记述之行迹。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北京大学组成八人的“社会科学友好代表团”，于1974年11月12日至12月6日访问日本。代表团成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因为是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日本方面非常重视，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若干所大学做好计划共同接待。代表团历时25天，访问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东北大学（仙台）、九州大学、琉球大学（冲绳）等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日本学界友朋进行了广泛而融洽的学术交流。11月30日晚，在仙台市长主持的欢迎会上，有人提议请中国代表团唱歌。这个计划外的情况使大家面面相觑，唱不唱？唱什么？不知如何是好。父亲临事沉着应对，他在征得代表团团长同意后，主动站出来，用日语唱了一首日本人都会唱的《富士山》。他的歌声引起了热烈掌声和全场共鸣，把中日友好的气氛推向高潮。次日，日本的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了此事，回国后父亲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1974年11月15日上午，张传玺（右）在日本的京都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古代奴隶制到封建制期间的儒法斗争》的学术讲演，清水茂先生（左，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任翻译。后面竖长条幅左1为张传玺的日文讲题
父亲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推拿按摩，经常为大家服务。在学校师生长途行军“拉练”时，父亲为受伤和生病的师生推拿按摩，减轻和消除了病痛，甚有疗效，人称“张推拿”。
1977年7月，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兴天堂河农场去走“五七道路”。他在农场养鸡场积极劳动，改进饲育方法，养鸡300余只。他每天收250余枚鸡蛋，全部供给农场食堂，改善大家的伙食，被大家称为“鸡司令”。
1996年春，父亲承担了给江泽民同志讲一堂历史课的任务，题目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观》。父亲写了讲稿，由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的王沪宁同志把讲稿拿去送给江泽民同志看，江泽民同志稍做些修改，其间往返了数次，把讲稿改定。在中南海开讲时，江泽民同志与父亲对面靠近落座，讲课中江泽民同志间或插问，相互融洽如师友，时间大约两小时。室内还有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滕文生同志和政治组组长王沪宁同志等人旁听。这个讲稿后来收入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一书里。2005年夏父亲受邀，乘坐江泽民同志的专列到北戴河休养兼讲课和研讨历史问题。母亲丁丽君亦受邀同行。
2013年9月16日，父亲又接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两人在电话里讨论了“魏晋南北朝兴替问题”。主要内容是，三国后期，蜀、吴怎样被灭，曹魏是如何变成了司马家的西晋。还讲及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等问题，就像是老朋友聊天。听说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在他人面前说过，他很喜欢和张传玺讨论历史问题。这类与上层交往的逸事，父亲平时很少提及，至亲好友，也多不知甚详。
父亲和一些日本友人一直保持着友好、互相帮助的学术联系，也赢得了日本朋友的尊重。我因为长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在协助父亲做些翻译和联系等工作的过程中，见证了他和日本友人学术交往的一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虽涓涓滴滴，亦可映现父亲在国际交往方面的大度和严正，活泼而严谨的态度，映现他人品、学风之一端。
父亲在日本的友人主要有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日本学术院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一位日籍名誉教授），东京大学尾形勇教授、池田温教授，埼玉大学籾山明教授，早稻田大学安藤彦太郎教授、依田熹家教授、福井重雅教授等。他们和父亲之间经常互赠自己的著作，尽管学术观点不尽相同，却能互相尊重，畅所欲言地交流学术观点。父亲的著作在东京的中国书店销售颇好，有一次他来东京交流讲学，还到书店买了几本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古代史》，签上名字，给需要的日本朋友一一寄去。
日本学者有时也请他观看图书馆里的珍贵藏书。有一次我有幸和父亲一起，在东京大学尾形勇教授的陪同下到东洋文库的地下书库（恒温恒湿，不对外开放）观赏过中国古代明朝的彩图线装图书。其中有一本是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拍卖时购到的，保存完好，色彩鲜艳，人物栩栩如生，我印象很深。
1991年12月，父亲应东京大学文学部尾形勇教授邀请，在结束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的工作后，从首尔直接来东京访问讲学，由我全程陪同。父亲的几次学术讲演都得到好评，即席讨论也都很活跃。记得有一次在东京大学，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创建、发展、巩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之前部各有一‘整合’时期”。一位日本年轻学者提问道：“文天祥算不算‘民族英雄’？”父亲回答道：“文天祥所处的南宋时代是在第三阶段（巩固阶段）的‘整合’时期。当时南宋和蒙古是不同的国家，文天祥是抗元（蒙古）英雄，当然也是民族英雄。”还有人问：“您女儿的名字‘丹青’，是取自文天祥的诗‘留取丹心照汗青’吗？”父亲用日语回答：“是的。”
1997年4月，我陪导师白井俊一教授及广濑幸子教授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进行学术交流。父亲写了一首“藏头诗”，亲笔题写并裱好送给了白井俊一教授，诗曰：“白衣高尚业 井出惠世人 俊德宏大道 一箭满园春 ”。诗中没有标点符号，暗藏了“白井俊一”的名字。父亲简单地讲解了藏头诗的写法和这首诗的寓意，白井教授非常惊喜，连声说这是最珍贵的礼物。
2006年，父亲撰写《新史学家翦伯赞》时，我通过东京大学的池田温教授和尾形勇教授帮助他查明了几张翦老的旧照片的出处及合影者姓名。其中有一张1955年12月21日翦老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在东京做学术研讨时的照片，站在翦老身边的翻译者为东京大学文学部藤堂明保教授，在座的有，和歌森太郎、山崎宏、西岛定生等历史学家。父亲在书里选用了这张照片和上述两位日本教授提供的人名。
201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是父亲对中国古代契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10年初，父亲在写作此书时想了解“和中国明清时代的‘契尾’类似的日本的制度是什么？”及“‘名主加判’继续到什么时候？其后作为土地买卖契约合法性的制度是什么？”等问题。因为在国内查资料找不到答案，就让我向他的日本朋友、埼玉大学籾山明教授请教。2010年4月，籾山明教授两次给我回电子信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主要内容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名主加判’，在表示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这一点上, 可以说是与明清时代的‘契尾’相对应的制度。但是‘名主加判’不是自由买卖，而是通过‘村’对农民进行控制的一个环节。1872年(明治5年)2月，在《田地世代买卖禁令》被废止的同时，‘名主加判’被政府发行的‘更新地券（壬申地券）’取代。1879年(明治12年)，改用由地方政府在地券的背面书写确认并盖章的‘地券里书’。1889年(明治22年)，正式改用《土地登记法》”。原文为日语，我翻译成中文，寄给了父亲。父亲看了很满意，并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序言里向籾山明教授表示感谢。
05
父亲家族是金朝大定十九年（1179）状元张行简（六世祖）的后人，属太平桥张氏之长支。祖父张继祯在父亲1945年离开家乡到青岛求学时，送给父亲一本先祖张行简著《人伦大统赋》，嘱咐父亲要努力学习，将来自立于社会。张行简与父张暐及弟行信都是在《二十四史·金史》里有记载的进士。《人伦大统赋》收录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里的四部相术典籍里。70多年来，父亲把《人伦大统赋》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曾把这本书拿出来给我看过，讲了一些相关的事，并说这本书文字不多，言简意赅，他从书里领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为了使子孙后代能够了解先祖的德业和家风，承前启后。父亲查对了清道光十年（1830）第五次修家谱和民国十一年（1922）第七次修家谱的经过，于2009年初撰写了《涛雒张氏碑记》4篇，包括：《本支百世——涛雒张氏祭祖碑序》《太平桥张氏行辈用字简表》《隆祥张氏家谱》《山高水长——想念奶奶》。蒙涛雒镇政府批准和涛雒亲友们的支持，父亲自费请人把以上碑文分别刻在两块大理石碑的两面。这两块碑现立于“亚月东岭”的张家墓地里，使宗人有所归依，俾使俎豆千秋，祖德得以光显。
父亲的太平桥张氏家谱里，第24世至31世行辈用字为“承继传守，永念先德”。父亲行辈是26世孙“传”字，他的子女为“守”字，孙辈为“永”字。父亲给家里“守”辈中的长子取名为“守清”，“永”辈中的长孙取名为“永宁”，他希望后代每一辈至少有一个人按家谱取名，能记住自己的行辈所属。
多年来父亲一直关心家乡的教育和发展，每年都买很多书寄给家乡的各个学校。他编著了《涛雒旧事六百例》，在《日照日报》上连载《难忘童年少年时》等回忆文章；对家乡来人热情接待，倾力相助；在家乡人编写《县志》和《村志》时解答了很多问题，被誉为是日照的“活字典”。
2011年4月，父亲在他的弟子刘曙光先生（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及我们几个子女孙辈的陪同下，会同他在青岛的弟弟传琮、妹妹传琴和费县的弟妹宋家秀及侄子女后辈们，回到了阔别66年的家乡日照。“少小离家耄耋还，六十六载弹指间”，看到古老的家乡旧貌换新颜，84岁的父亲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慨。在日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和陪同下，父亲扫墓祭祖，为新矗立的石碑揭碑；他走访了小时候生活和学习的地方，见到了他的一些亲戚、老同学和老朋友，给各学校赠送了很多图书；出席了“张传玺奖学金捐赠仪式”；挥毫为各单位题词作赋，有求必应。离开日照那天，市委宣传部已经摆好了送别宴席，但因求字者太多，父亲放弃了吃饭，坚持全部写完。火车发车时间快到了，大家带着盒饭，由宣传部的车直接送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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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是山东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1949年结婚，大事商量，小事互谅，琴瑟和谐，感情深挚，风雨兼程携手走过了72年的漫长岁月，养育了6个子女。母亲丁丽君一直在中学里做教导主任的工作，直至退休。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起家庭的重担，使父亲得以完成副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她在父亲人生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是父亲的坚强支柱和后盾。父亲把母亲视为自己著作的第一读者，总是主动听取她的反应和意见。
父亲和母亲在日常起居饮食生活里也是相互关爱，相互扶持的。母亲退休后，经常找出些旧衣物来拆拆缝缝、打“补丁”，认为这样可以手脑并用，防止老年性痴呆。父亲为了让母亲高兴，有时就在家里穿上她缝的“补丁”作品。见此情景，我不禁调侃道：“这不是‘穿补丁，为博红颜一笑’吗？”父亲笑道：“正是”。在父亲身体好的时候，他每天都给母亲按摩；而当父亲生病之后，90多岁的母亲反过来坚持每天为父亲按摩，希望这样能帮助他减轻痛苦，有利康复。为了父亲的健康，当父亲与来客或来电谈话时间太长时，母亲只好出来提醒他适可而止。
父亲和母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鼓励我们勤奋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和我们一起背诗词、猜谜语、做趣味数学、画画、练字、讲故事、组织家庭文娱演出，带我们去游泳、滑冰、参观博物馆、游览公园、参加义务劳动等。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下，6个子女都很积极上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各自在国内外文理、工商、医学和高科技等领域里有所成就。现在，孙辈也都长大成人，在国内外学习和工作。
1994年3月，我在日本东京都的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取得“医学博士（MD, PhD）”学位（国内称为“MD/PHD双博士”），并于6月回到阔别5年的北京探亲。当我给父母亲看“学位证书”和戴着博士帽的照片时，他们都特别高兴。父亲说起当年他副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因中苏关系破裂，校方没有谈授予学位的事，只发了“毕业证书”而没有“学位证书”。父亲还和母亲一起陪我在北大校园里沿未名湖畔故地重游，给我讲了一些北大过去的名人轶事和他读研究生时候的往事，感叹光阴似箭。后来我在日本继续完成了博士后研究，留在顺天堂大学医学部任教直至退休。
2020年1月，我退休后回北京住在父母亲家里，与他们朝夕相处。父亲仍然每天坐在他的固定位子上看书写作，他给我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还和我用日语会话、唱歌，显得很愉快。为了弥补脑出血后说话不清楚的后遗症，父亲经常采用笔谈，在重要问题上认真地书写清楚，或交给来访者本人，或让我们拍照后用微信发给对方。
父亲晚年每天坐在家里那个老位子上，凝思振笔写作的形象，成了定格在我心中的永恒的记忆。
亲爱的父亲，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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